H7N9、毒品、“已婚”同志、老夫妇,我在医院的亲历记 | 三明治

摘要: 我是一名28岁的医学研究僧,想在每日书里试着写下和医院有关的几个故事。

09-14 09:23 首页 三明治


我是一名28岁的医学研究僧。


我们医院的位置在老城区,附近住的都是“老土著”,白天来诊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医患关系也是出名的难搞。缴费、上下电梯、排队的地方时常看到有人随地吐痰不说,有时还总有人恶言相向。


在急症室,夜间来就诊的人大多都有纹身。偶尔还会来一个黑社会老大,后面跟着小弟伺候鞍前马后。还有瘾君子,断药时常来急诊装“肾结石”发作骗吗啡针。他们身上的针孔、烟头烫出的痕迹让人触目惊心。


每到冬天总会觉得有些难捱,虽然都待在室内恒温环境,但看着窗外就觉得冷,南方沿江城市总有股湿冷感。熬夜值班和半夜起床时会有一种万箭穿心的不适。


理科学久了,感觉笔杆子被灰埋得太深。


于是我想在每日书里试着写下,和医院有关的几个故事。


生死一线,亲历H7N9



圣诞节前夜,大家都去欢度平安夜了。而我却不能离开病房半步。我开始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癔症:耳畔如果没有持续的滴滴哔哔的机器运转声就觉得不正常,或者听到哪里有隐约的嘟嘟嘟就会肾上腺素飙升。


那一年,H7N9禽流感在各地开始悄然蔓延。


正打算去负压病房的地上休憩一会儿,护士突然拍打房间的玻璃,瞳孔瞪大,好像是在拍电报:某床的病人不行了。


套上我的西装式白大衣,走出舱室,拽上听诊器,箭步跨至床前。双眼快瞟监护仪,双耳进行胸部听诊,呼吸音微弱、氧饱和度下降,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出现了,立刻打电话给上级医师进行了气管插管(我很后悔,现在还不能进行这个超帅的操作,医疗剧里就是靠这个圈粉的),接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


生命体征终于平稳了。


但两小时后,我又接到了同样的摩斯密码:“洪医生,你看,病人的口咽部吸出大量的粉红色分泌物!”我立刻给他拍了床边胸片。天呐,白肺!只有在课本上见过冠状病毒(SARS)感染才会出现!


我立刻让护士把正压病房的紫外灯打开消毒,准备把病人转移进去。给上级医师打电话,指示大家注意隔离措施,注意手消毒,进入舱室穿隔离衣。


第二天,来了一群穿得像宇航员一样的人,拿了各种表格让我填写患者信息,给了几个体液采集管,让护士进去取新鲜的气道分泌物,然后放到他们的冰盒里面带去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再过了两天他们那边打电话来口头通知,确诊为H7N9感染了,书面通知没多久也传真到了医院。直白地说就是那年刚开始流行的新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没有疫苗预防。


我的脑袋懵了。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整个人都是傻的。我就在一个角落吃着全家买的饭团和豆浆,一边缩在那儿抽泣。也不敢给父母打电话,因为这些疫情都是要保密的,不能随便说,以免引起恐慌。后来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冷不冷,吃饭规律吗?元旦放假回家吗?我都是强忍着眼泪,等挂了电话就决堤了。

        

患者确诊以后,医院发了一箱子达菲给我们与病人一起吃。我们吃是预防,病人吃是治病。当时把药放入嘴里的时候就在想,万一感染上了,我怎么办?死了谁会记得我?最终,患者去世了。我每天都在昏昏中度过,还穿插着进出正压病房做各种体检和操作。


一周以后,国家卫生部宣布这种病毒有限地人传人,概率极低。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服用达菲也就停止了。


在医院,总会和死神擦肩而过。你能听到它一溜烟地跑走,就知道自己安全了。


潜伏的HIV:中年“已婚”同志

 


有人常问医生每天在医院里的工作具体要干什么,说实话,这无法一举囊括。但总离不开这两个字:防、治。防是防微杜渐,把大病的苗头遏制在摇篮里。治是治病救人,针对患者目前的疾病情况进行诊治挽救生命。


但针对“防”,还有一个始终绕不开、避不了的话题——传染病。


那天我接诊的病人是一个四十岁出头、体形还比较健壮的男性。最开始检查身体时,病人的四肢上有很多血痂让我有些奇怪,但没有多想。口腔里有大片的白雪状的絮状物粘附在口腔黏膜上,咽后壁和颊粘膜上都有鹅口疮。胃镜报告显示,从食管入口一直到贲门都呈落雪样,就像大雪夜以后留在院子里的积雪。


我感觉有一个恶魔潜伏在身边,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却抓不住、摸不着。但我们是捉妖师,要把扮成各类妖魔鬼怪的疾病打出原型。


最开始,Boss老顾就打了我电话。“小洪,有一个霉菌性食管炎的病人收上去,记得把输血前四项开好,给他点碳酸氢钠注射液漱口,用点PPI。”


晨血送到检验科还没到2小时,检验科的李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小洪啊,这个病人是你床上的吗?他的HIV抗体初筛是阳性的!” 


我的脑袋炸了,我刚用手摸过他的下肢皮肤。 


后来梅毒、乙肝、丙肝抗体的检验结果都出来了,全都是阳性的。虽然HIV抗体筛查有假阳性的可能,但加测了其他性病指标也都是阳性。他几乎染上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传染病,那肯定是八九不离十了。


短短1小时内,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恐艾”了。护士长把同病房的另外两位患者转移了出去,立马把空气消毒机放进去,做治疗的护士都戴手套操作。患者很淡定,没有问为什么大家突然变成这样。


他的伴侣找我询问:“洪医生,我最近下体经常不舒服,月经经血颜色也不对了,你说我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只是一直保持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倾听。选择沉默有三个原因,一是初筛阳性,还没有确诊。 二是确诊以后这些病人归口于疾控中心管理,和我们是两个层面。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是合法夫妻,这涉及个人隐私,还是不方便由我与她说。


大概是三天以后,疾控中心终于发来了初步报告:HIV-DNA阳性。


那个下午我正在查晚房,病人突然起床探头探脑地看看卫生间,关上房门,悄悄地跟我说:“医生,其实我是个同志。之前结过婚,有一个女儿跟我生活。”


次日早晨查房,鉴于他目前的情况加上症状也的确有明显的好转,我们建议他近期出院。当天下午他就办好出院手续离开了医院,紧接着负责他的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查员过来跟我们交接了一些病情,然后就去给他做针对性指导了。


大家的红色警戒也终于放松了。


门诊缉毒:普通的秦淮群众



今天早晨,内镜室的医护们8点照常到位,好像和以往也没什么不同。门口的广播里响起,“请俞XX,到内镜4室检查”。


一个穿蓝T恤的一瘸一拐的青年人右手捂着脖子,左手拿着检查单进来了。旁边台子的王医生念了一下病人的主诉:胸骨后阻塞感4小时。然后就问病人,昨天吃了什么东西吗?他摇摇头。那有什么东西意外吞进去了?他摇摇头。王医生便继续问道:有假牙吗?有吃抗凝药吗?他继续摇头。也就让他摆好体位开始检查了。


王医生盯着眼前的屏幕,左手调节视野,右手旋转镜身。镜头刚进到食管入口就看到里面有四个小囊袋一样的东西,外面像一个薄薄的塑料膜,里面像锡纸包裹着。


护士长跑去看了一眼,然后就跟王医生窃窃私语,让他先把镜子退出来。请示科主任以后,把医院卫队的人喊来了。马上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进来了,拿着笔记本开始盘问“小瘸子”。


“小瘸子”神情也很淡定,有问有答。大概问了情况,又有一批人进来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和警察谈论的过程中不断地观察“小瘸子”。“小瘸子”一个人坐在洗消间门口,等着警察蜀黍们的发落。他似乎对这些人的来到一点也不意外。


我的脑袋里迅速地跳出了《门徒》《毒战》里面的场景。


在《重庆森林》里,林青霞扮演的女人让阿三藏毒,结果东西被阿三拐跑了。原来这在现实中也有,等他们离开后,王医生突然拍拍胸口,说:“吓死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的。我不知道会是这玩意儿。要是真的搞破了,这人就没命了。”


护士长笑嘻嘻地从门口走进来说,“他们都走了,估计是要去外科手术取出来鉴定成分了。辖区里的人都不认识这个男的。王医生,你成‘朝阳群众’了!哈哈,这下片儿警们有的忙咯。”王医生笑道,“唉,惭愧惭愧,只是个普通的秦淮群众,还是护士长沉着冷静,万一我手一抖捅破了就完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提起了之前May老师在急诊遇到的一个诡异的云南某男子。


那天她是急诊大夜班,突然急诊门外驶入一辆警车,一个男的个头不高,头被黑布蒙着,两只手被拷着,两个警察架着他从外面进了急诊抢救室。警察很老练地跟May讲:他有事情的,吃了些东西。先给他拍个片子,我们看一下,然后找个房间我们看着他就行了。


May点点头照着做了,不一会儿腹部平片传到电脑上,她呆掉了。


从胃到小肠、大肠、直肠密密麻麻地分部着约2cm的高密度团块。警察跟May说,我们线人说是71个,你帮我数一下是不是。May和她带的实习生趴在屏幕上一个数头,一个数尾,加起来果然是71个。那个“蒙面人”被警察带到抢救室的单间,把一只手解开拷在床边的栏杆上,旁边的地上放个便盆,给他输了点营养液。另一个警察从我们后勤阿姨那里要了个水桶,装满了水,把犯人拉出来的东西放在水桶里用篮子淘洗,沥出来后装在他们带来的容器里。


May在病人走之前多问了一句,这干一次能赚多少?


那人低着头回复,“少的一万,多的两万”。


第二天早晨,“蒙面人”已经一共排出了64个“小袋子”。警察要求复查一下看看另外7个“走到哪儿了”。于是,May下班前又开了一次腹部平片,片子显示那7个快“到站”了。


警察把医疗费付了,把人连同东西一起带回去了。


白首不相离,看病的老夫妻



在医院工作,确实总能碰到稀奇事,但更多看到的是人生的平常。


有一天,我到了住院部大厅准备上电梯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子牵着老太太慢慢地上了电梯。手里好像紧紧地攥着什么,捂在胸口。


老头子跟我一样到了9楼下了,操着浓重的本地腔嘱咐着老太婆“慢点儿,慢点儿,小心脚下。”老太太一步一步地从电梯里“挪”出来,仿佛在cosplay《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Flash,嘴里也回应着老头子,“好,好”。


我刚穿好白大褂,捧上11本病历夹,回到办公室,一个挨着一个地抄写患者前24小时的血糖记录以及胰岛素泵的使用情况,“树懒”夫妇也紧跟着到了办公室。


“树懒”奶奶先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缓缓地露出笑容问我,“医森,严(实际是袁,本地方言读法)医森,人呐?我最近血糖老不好,两只脚直发麻,都不太能下楼了。你说啊意怪(烦人、讨厌的意思)啊!”


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顺势弯腰,撩起她的裤管,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侧黑黢黢的小腿,然后又在两边胫骨下段按了按,瞬间掐出了两个窝窝。


我抬起身,跟她说:“奶奶,袁医生看别的病人去了,马上就回来。你这个腿应该是糖尿病神经病变加重了,水肿也比较明显,是要住院调一调。你最近在家血糖啊自己测啊?”


她抖抖索索地拉了拉老头子,老头子右手攥着“宝贝”,左手去掏了放在口袋里的奶奶的“血糖日记”。我接过来翻开到最近的日期,看到最高的时候空腹血糖在22-24mmol/L,抬眼接着问:“奶奶,你最近小便沫沫子(泡沫尿)还多啊?”奶奶使劲地点点头,“多个哦,我就晓得小便多、泡沫多就要来看咯。最近喝水也多了。”


就在这时,“严”医生回来了,“树懒”夫妇看到她进门,欣喜跃然脸上。


老奶奶突然“树懒”状态抽离,说话快了起来。“哎呀,严医生,你不晓得哦,最近我滴古腿哦,迈不开咯,啊是半只脚踩在棺材板上个啦?怎个办嗫?老头子天天在家围着我转,一步不离,就怕我万一一跌就呜呼咯。”


袁医生拍了拍她的肩,笑着说:“奶奶,不要急啊。你先住下,我们调调血糖,营养营养神经,看看情况。我把床位安排好了去27床,先去护士站测一下身高体重,再去床位上。啊好啊?”


奶奶面露喜色,一把攥住袁医生的手感激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次一定要调好再回家。袁医生,一定都给我用医保的药啊,我现在门慢滴古钱用光滴个咯,每个月开药不少钱,看不起病个啦”。袁医生点点头,准备开始开医嘱。


第二天早上,我们查房的时候,看到老爷爷在剥“鹌鹑蛋”。他动作非常轻柔,敲碎、搓揉、剥离,每一步都精细得很。剥好了放在一个小碟子里,一共三个递给老奶奶。老奶奶也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然后一个一个地拿起来放进嘴里。爷爷就坐在旁边,看她完成这项“任务”。


老爷爷拿出了昨天他攥在手里的袋子,里面还有好几个蛋。他把袋子送到我们面前,问,“严医生,这个是我让朋友从红山动物沿(园)拿回来的乌龟蛋,我听人讲这个大补的,就拿回来给老太婆吃吃看。你说还行啊?”


老爷爷看着我们,老奶奶也看着他,笑。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些东西吃进去无非转化成小分子蛋白、胆固醇和脂肪,与吃鸡蛋、鸭蛋差别不大。但看到爷爷对奶奶的深情,也便不好意思讲了。这或许就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真切画面。我和袁医生相视一笑,走出了病房。



(内容节选自作者的八月每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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